4月3日，阴

 

昨天伊斯坦布尔领区的留学生群开始初步统计有意向回国的学生数目了。通告一出， 一连串的报名信息接连不断弹出来。我大致看了一眼，才发现这边的留学生群体也挺多样化的。大部分是研究生和本科生，有几位高中生小朋友，还有数量不少的语言班学生和交换学生，其中甚至还有一位在澳洲留学、回国时在伊斯坦布尔中转而不幸滞留的同学。大家的回家原因基本都是土耳其疫情日益严重，国内家人担心。我大概想了一下，觉得自己的情况还好，加上还有四门网课和相关的作业，以及研究项目的工作，基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回家的事情。比起其他留学生幸运的是，我在这边也有土耳其家人，所以各方面都更放松一些。

 

我1月回国了一趟。1月15日到昆明，27日离开云南来伊斯坦布尔，经历了国内疫情从“无”到爆发的半个月。我回国之前零星听到一些消息，并没有在意，只是想着好不容易争取了半个月的年假，早回去一天就是赚到。回家之后，关于冠状病毒的消息逐渐成为热点，本来打算在家搞篇小论文的我也开始不停刷新闻。虽然云南不是重灾区，但武汉和湖北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也不免让远处的我们开始心焦。1月23日武汉封城，各个地方也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眼看各路交通措施逐渐收紧，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还能按时返校，打电话询问了城际交通和航班情况。我27日从家出发，坐城际大巴到昆明机场的时候，车上只有一名司机和两名乘客，都戴着口罩。我在北京转机，出海关的时候测了至少三次体温，填了表格，顺利地出了海关。同机的乘客基本都戴着口罩，我一路上都没有摘下来。28日凌晨到达伊斯坦布尔，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各种询问、检查和登记，只是经过了一个红外线检测仪，毫无知觉地就被测了体温，也没有要求我们在家隔离或者注意什么。我开始有点慌了，他们没要求留下什么信息，要是这架飞机上有人确证了，那怎么追踪到我们呢？回过头来看，这种对土国宽松的防备措施（前期不是宽松，而是基本没有）的紧张从那时起就一直伴随着我。

 

到伊斯坦布尔当天我就到学校的项目组里开始工作了。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可免俗，就是要不要戴口罩。我自我感觉没有感染，但也担心在自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传染给他人。一方面我想尽自己所能减少传染风险，另一方面又担心戴口罩会引起别人恐慌，所以我先给项目组长发了个信息，询问需不需要我戴口罩。项目组长说你想的话还是戴上吧，你想的话还可以请假在家休息两周。我一看，嘿，又来一个难题，我要不要自我隔离两周？项目组是给了我两周假，但是因为还有四门课要上，我还是得去学校啊，要请假的话我得跟四门课的老师一一请假，出示医院证明，但在1月底大多数土耳其人基本还对冠状病毒知之甚少的大环境下，我在想自己请假两周会不会被看作是小题大做，另一方面也担心自己的不小心会酿成大错。考虑了半天，我决定戴着口罩去学校，除了在办公室工作和上课，不去其他地方，也不多逗留。幸好天气冷，口罩外面围上一个大围巾，多少避免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眼神。同事和同学都很暖心，劝我放松，甚至说你根本不用戴口罩，我们不害怕。项目组大老板也专门发了邮件，问候了我和另一位刚从中国过来的希腊同事，重点说了在其他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人的敌对态度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接受的。大老板还在几个办公室里都放置了酒精消毒液和口罩，告诉各位同事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意使用。这应该算是我到土耳其之后遇到的第一个小范围的防疫措施。两周后我脱下口罩，如释重负，倒不是因为口罩，而是因为大概可以确定自己没被感染，不会成为土国的第一例了（这个想法有点夸张，但很多在土的中国的小伙伴都很担心自己会成为土国的第一例）。直到2月中旬，院里第一次我打电话询问我是什么时候回国和到土耳其的时候，我和丈夫的第一个反应是，唉，你们终于开始重视这个事了。我丈夫阿海所在的中企从1月中旬就开始一些措施了，1月底的时候已经对刚从国内过来的员工进行隔离，随后这一措施扩大到有境外出差历史的员工，然后又扩大到与刚入境的人员有过近距离接触的员工。阿海甚至因为我从国内回来而被公司要求在家隔离了14天。他跟我开玩笑说，回中国的是你，但你可以继续去学校，反而是我这个没去中国的人被隔离了！玩笑归玩笑，作为一个长期在中国生活过现在又在中企工作的土耳其人，阿海认为这种严厉的防备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自己做足了防备，但一出门就能感受到与外界不在一个状态上。伊斯坦布尔街头没有几个人戴口罩，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咖啡厅和茶室聚会闲聊，塔克西姆广场上依然人来人往，加拉泰大桥上垂钓地人并没有减少。

（学校卫生间门上的防疫宣传海报）

 

伊朗和欧洲疫情爆发后，这样的状态有了些改变。3月7日，我们学校校长给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发了关于冠状病毒的第一封邮件，申明了一些针对境外旅行和聚众活动的措施，附上了我校传染病学教授拍摄的防疫视频，还特别强调了不应该歧视来自某些特定群体和国家的教员和学生。学校还成立了防疫小组，欢迎学校里的每一位成员提出问题和建议。教室、办公室、食堂甚至校车里都备上了酒精消毒液，也贴上了防疫海报。接下来，每隔一两天校长都会发一封邮件，学校的措施变得越来越严厉，非本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禁止入内，本来境外科研旅行只要经过报备就还可以出行，但后来也直接取消了。

（校长邮件中特别强调了不应歧视来自某些地区的教职员和学生）

 

接下来的日子，用土耳其朋友的话说，悠哉悠哉的土耳其进入了快车道，开始狂飙。3月11日， 土耳其宣布首例确诊。3月12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召开了长达五小时的新冠肺炎应对会议，宣布了三点措施：3月16日起全部学校停课，随后转为远程教学；各项体育赛事无观众比赛至4月底；建议民众非特别必要不要离开土耳其，公务出访从严审批，入境民众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土耳其卫生部也公布了日常防疫的14条措施，呼吁民众严格执行。同时，土政府也呼吁正在沙特进行副朝（Umre，朝觐的一种）的土耳其公民尽快回国，并对这段时间回国的副朝者进行统一安排。据3月16日的新闻，共有10330 名副朝回国的土公民在安卡拉和孔亚接受集中隔离。所有的夜间娱乐场所也已关闭。3月18日，土耳其公布出现首例死亡病例。3月19日，埃尔多安再次召开应对会议，会议没有出台太多新的政策，只是呼吁大家尽量待在家里，说政府要为65岁以上的公民发放口罩和消毒古龙水。3月21日，土内政部宣布65岁以上人员以及慢性病患者禁止离家外出，加之卫生部一直在强调年龄越大，风险越高，推特上出现了很多关于65岁以上老人出门被驱赶回家的视频和新闻，还有一些年轻人专门逮住那些年长的老人取笑或者恐吓他们，几个这样的视频制作和传播者被逮捕和立案侦查，一些学者也呼吁不应该让65岁以上的老人成为一个被歧视的群体。3月22日，土确诊病例过千，随后一直快速增长，部分村镇被封闭。3月28日，土耳其防疫措施升级，出省须经省政府批准，暂停了所有国际航线。3月31日，累计确诊病例过万， 达到10827例，累计死亡168例，有41个村镇被隔离。埃尔多安发起了“我们的土耳其，靠我们自己就够了”的募捐活动。确诊病例还在飙升。4月1日，根据土卫生部长公布的信息，全土81省都沦陷了，39个省出现了死亡病例。卫生部长还第一次公布了确诊病例前十的省份，此前的发布会中，并不公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出现在哪个省，更不用说病例所在的街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伊斯坦布尔（8852例）、伊兹密尔（853例）和安卡拉（752例）。昨天（4月2日）的最新数据，累计确诊18757例，其中含重症1101例，累计死亡356例，累计确诊排名全球第十。

（埃尔多安发起的“自给自足，我们的土耳其”的募捐的宣传。来源：埃尔多安推特）

 

土耳其的疫情越来越严重，自首例公布以后，确诊数在二十来天直逼两万。之前是我担心国内的家人，现在变成国内的家人担心我们，这种反转之快有点让人应对不及。自3月16日停课之后我就没有去过学校，所有工作和课程在家完成。不过这两个月来对于这边佛性抗疫的紧张和焦虑也逐渐消散，因为各方面的防备措施都逐渐加强，远的不说，平时跑满孩子和猫狗的小区里都看不到人了，看到的一两个也戴着口罩，看新闻街上也是一片寂静。不知道这样的状况会持续多久，我和阿海商量后也做了决定，这段时间就好好待在这里，不回国了吧。

加拉泰大桥是连接金角湾两岸的交通中枢，除了车辆和行人，平时大桥的两边还会有大量垂钓的人群，现在已经空下来了。来源：土卫生部长科嘉（Fahrettin Koca）推特